我从喜欢读书到坚持读书，再从读书受益到能够写文章、自己出书，我要感谢对我一生贡献最大的一本书，这本书，就是《新华字典》。

1963年我15岁。因为母亲常年有病家里穷，父亲拿不出每月5元钱的生活费，无奈之下，我从已经读了半年的种羊场农中辍学回家，参加生产队劳动干“半拉子”。没钱买鞋买衣服，春夏秋三季，就光着膀子赤脚下地干活，一直到秋天下霜。

我18岁那年母亲病故，父亲拉扯我们兄妹四人艰难度日。虽然失学了，但是我仍然渴望学习知识，白天干活兜里揣着书，晚上学习到深夜。遇到不认识的字，我就在《新华字典》上找答案。

《新华字典》成了我的“老师”以后，多年来几乎没有离开过。不但在家里经常“请教”，就是到外地出民工也带在身上。遇到音节叫不准的文字，查找“汉语拼音音节索引”；遇到疑难字和不常见的繁体字，就翻检“部首检字表”。因为这两个部分经常用，上小学五年级时父亲给我买的第一本《新华字典》就翻烂了。第二本《新华字典》是1969年我到郑家屯修国防公路时花三元两角钱买的。

从1973年开始给报社电台写稿以后，我与《新华字典》更亲密了。不懂就“问”，疑惑就查，就连其中简要的法定计量、市制计量以及历史气象知识等，都成为我准确可靠的参考引用依据。

最后一本《新华字典》是1983年买的，那年我已经35岁了，有了三个孩子。虽然生活更加困难，但是，我仍然坚持业余读书学习。村里许多好心人劝告我说：“你都多大岁数了，安分守己顺垄沟找豆包得了，下那么大的功夫，有啥用呢？”其实，我坚持读书学习并没有期望有朝一日走出农村，出人头地；我读书学习就是一种生活爱好，每当我坐在灯前翻开书看，白天所发生的一切不悦、烦恼和劳顿疲乏，瞬间无影无踪。渐渐地，我把喜欢读书学习的爱好变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；当然，也涵养了我的人生观，开阔了视野，增加了各种文化知识。

贫困没有使我中止读书学习，也没使我停下手中的笔，仍然锲而不舍地为新闻单位写稿，并多次被吉林日报、四平日报和双辽市委宣传部、双辽报社、双辽广电局评为优秀通讯员。我读书自学，坚持写稿，得到了种羊场党委的肯定，1990年，43岁的我从基层调到场党委宣传科任科员，1993年6月光荣入党，1994年被四平市农委评为助理政工师，任种羊场党委宣传科副科长；1997年任场信访办公室主任。是读书学习和写作，升华了我的人生价值，改变了我的命运。

2000年6月种羊场搞改革，我因年龄下岗。当时我的情况是，75岁的父亲手术刚出院，两个儿子外出打工，女儿离婚，老伴有病，我还身背一万多元的债务。这次下岗，对我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。工作、职务、前程和尊严，一日之间化为乌有，一时间，心里难以平静。没有了稳定收入，种地又没有本钱，再说也干不动了，往后的日子该咋过？读书学习和新闻写作还坚不坚持？这些都是对我的严峻考验。

下岗第二天早上，2000年6月28日，是我最难过的一个早晨，每天这个时候正在忙上班，今天这个时候忙啥呢？我望着我那一柜书籍和身边的《新华字典》，心里踏实了许多。我准备拴毛驴车走村串屯收破烂做小买卖，坚持读书写作，继续为党报党刊写稿。

我下岗后不久，总场曾经通知我上班写场志，我没回去。后来我带着《新华字典》在省城先后服务于吉林畜牧兽医杂志社、吉林农村报和中辰国际集团吉林分公司。2001年末，正当我在省城干得非常起劲儿的时候，我患了胃病和急性增生性关节炎，右腿膝盖肿胀得穿不上棉裤，走路十分困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得不辞别省城，回家养病。从2002年8月开始在双辽奔波，先后供职于市农联社、报社、公安局和法学会等单位。当然，每到一处，挎包里首先要把《新华字典》装上。

随着读书学习和写作的不断深入，一本《新华字典》已经满足不了我的学习需求了。随着生活状况的日益好转，各种辞典辞书已经成为我的案头书，不但有了《汉语成语词典》，还先后买了《古汉语常用字典》《同义词词典》《常用通假字古今字字典》《中国民俗辞典》《中国神话传说词典》以及唐诗、宋词、元曲和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。为了满足我读书学习和研究考证治学需要，《辞海》和《词源》也成了我的必备案头工具书。

现在，虽然我学会了电脑，读书学习查找疑难字更方便了，但是，已经破旧的《新华字典》仍旧放在我的眼前，不仅还是我解惑释疑的简便字典，而且成了我惕励警勉的人生辞书，见了它，我仿佛看见了艰苦岁月里的种种经历，使我牢记过去，稳步走向未来。